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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余华的语言之道 [打印本页]

作者: liaocw 时间: 2011.11.22 13:31
标题: 余华的语言之道

余华的语言之道

（注：由于部分内容较敏感，译文有若干处在尽量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处理。）

本文是杰夫瑞•瓦瑟斯壮对中国著名作家余华的最新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的思考。该书首先出版于台湾。英文版将于今年11月8日发行，该书英文版是余华和波莫纳大学的阿兰•巴尔合作的成果。

2002 年，余华称为荣获享誉全球的乔伊斯奖的第一位中国作家。他的小说《活着》于1998年获得意大利格林扎那•卡弗文学奖，并被改编成电影，由张艺谋导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均被选为上个十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本书。余华生活在北京，不过最近将和阿兰•巴尔一同在南加州露面：11月9日在波莫纳大学题为“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创作记”的活动，和“一个作家的中国”，11月10日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举行。

去年我终于得以阅读了余华写于1993年的代表作《活着》，该书讲述了一个中国老百姓在动荡的革命时期的经历。这是一部兼具幽默与悲伤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尽管篇幅不长，人物不众，却展现出一种史诗般的气度。在为拖延良久才阅读此书而自责之余，我曾发誓要把它列入我下一次现代中国课程的必读书目，因为本书已经由加州大学桑塔芭芭拉分校的迈克尔•贝瑞出色地翻译成了英文，并已出版。不过，现在我知道我不会安排学生读《活着》了。

在《活着》之前，在我那份想像中的必读书目上占据榜首的是《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同样是一本惜墨如金的书（作者戴思杰在《活着》英文版的封面上对该书做了推荐）。然而，我感到余华的这篇故事和戴思杰的书相比，有一点超过了后者。戴的书很成熟地讲述了一个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那十年当中追求阅读和叙事自由的故事。相比之下，《活着》则将视野放宽，不仅仅关注文革，而且包含了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和随后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时间跨度，这些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为文革期间的叙事进行了铺垫。
但是现在我可以把这两本书都放下了，不是因为我不再欣赏它们。原因是我最近读到另一本小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同样由一位才华横溢的中国作家所著，而且我认为这本书更适合在课堂上使用。我相信我这样说，即便余华看到也不会介意，因为他就是《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的作者。

当得知《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的英文版已经在筹备当中，我决心一定要先睹为快。我的这种热情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而且不说自明的：虽然迟来了一些，但我对《活着》的赞赏无以复加，还有余华的短篇小说集《往事与惩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德鲁•F•琼斯的翻译同样精彩）也让我爱不释手。另外一个原因是余华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该文刊于2009年5月30日，是为了纪念（某一重大事件）的20周年所作。该文主旨是要阐释20年前那桩事件的起因和结果是如何改变了“人民”这个词汇的定义的。从余华新书的题目上看，我想书里很可能会有和该文相似的篇章。最后，我注意到《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英文译者之一是波莫纳大学的阿兰•巴尔。巴尔也是上述《纽约时报》文章的译者，还翻译了余华另一篇去年六月发表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题为《5月35日之魂》的作品，内容涉及了审查制度和言论自由等。

我在这里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没有让我失望。在区区200页篇幅中，该书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和观点，全书十章覆盖面十分广泛，从“阅读”到“革命”，从“领袖”到“忽悠”。不出所料，巴尔将作者那种随意、通俗、时而略显杂乱的风格把握得恰到好处。

不过，《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有一点和我的期待有些不同。我本以为这本书会象雷蒙•威廉斯的经典之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那样，描绘十九世纪一些英语词汇所发生的变化。十九世纪是急速变化的年代，发生了迅猛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运动，而当下的中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过程。余华也没有忘记词语的演化，但他的方式远没有威廉斯那么客观机械和偏重分析。余华在书中所讲述的每个词汇都独立成篇——革命、写作、差距、草根、山寨——它们更象是普鲁斯特那块著名的“玛德琳娜”蛋糕一样的文学语言，而不是冷冰冰的语言学分析样本。这些词汇唤醒了记忆，给作者机会去书写来自过往的警世恒言。

书中有多处，特别是在开头部分，都以一个词汇唤起并重现文革期间在余华的家乡所发生的事件，他的童年和青春期就是在那个年代度过的（余华生于1960年）。例如“领袖”一章，当时作者尚年少，这个词汇是一个人专用的头衔：毛泽东。和全书一样，本章中作者在插科打诨和令人不安的描写中游刃有余地进行着转换。余华用自己在当年的个人崇拜狂热中的经历来自嘲，回忆他曾经因为被强迫生在“余”家而没有生在“毛”家而抱怨命运的不公。

与此相反，余华又以自我否定的方式，讲述了当地一位干部发现和“伟大的舵手”是本家不一定是好事，有时也会惹上麻烦的故事。这位干部是当地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街上走的时候，有些人就开他的玩笑，管他叫“毛主席”。时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这个倒霉蛋就因为装腔作势，假装“土”毛主席而被打倒。他辩解说自己从来没有要别人叫自己毛主席，也没有那么叫过自己。但是在当时的政治高压环境下，这种辩解完全没有作用，革命群众们指出，当别人叫他“毛主席”的时候，这名干部从来没有纠正过他们，而是欣然答应。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前半部中文革典故出现频率之高，让我忘了威廉斯的《关键词》，反而又想起了戴思齐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戴思齐的小说似乎与“阅读”这一章的联系最为密切，这一章收入了一则构思美妙又时而令人捧腹的轶事，讲述一个年轻的作家加入了一个小孩子的圈子，互相传阅一本大仲马小说的秘密抄本的故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奇迹，因为当时他们能接触到的书几乎都出于同一位高山仰止的的作者之手：毛主席。

但是到最后，这本书比戴思齐的小说显示出了更多的勇气。余华并不满足于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祸乱中国的问题身上（《活着》就在文革期间收束），《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则更大胆地表现出文革十年直接导致在号称盛世的当代中国身上蔓延的诸多恶疾。（在余华的小说新作《兄弟》中，故事也在文化大革命和之后的年代当中来回跳转。）

的确，文化大革命目前似乎还是一个禁区，对文革的全面检讨恐怕会导致无数更复杂的事件，从而给现在的人带来麻烦。尽管如此，官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称那是一段“动乱”时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作为结论，文革时期和“大跃进”都要和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时代划清界限，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腾飞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由此可见，当作家把毛泽东时代的狂热带来的苦难与今天植根于政治腐败和盲目发展经济之间建立联系或进行类比的时候，就会让一些人感到非常头疼。而这正是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最大胆的篇章中所做的。该书中对后毛泽东时代的种种事件和现象的处理正是本书无法出版的原因，虽然余华还要继续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下去，作为一个非异见作家，却时不时地有触及敏感话题因此只能在海外出版的作品，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灰色地带（他在《国际先驱导报》的文章中就很有说服力地详细阐述了这种灰色地带）。有些问题是被禁止用同情的口吻去处理的。然而他在开篇第一章“人民”中却正是这样做的，这一章就是在他2009年《纽约时报》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全书第七章“革命”一章有着同等的挑战意味，作者在本章中将中国现在的问题与历史联系了起来。

余华在“革命”一章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胜利之后仍然奉行“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没有争议的。“当然，”他接着写道，“革命不再是武装斗争。革命开始以一场又一场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表现出来，并且分别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登峰造极。”然而他点出，没有被广泛接受的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在“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这个时候，“革命似乎消失了”。然而这却是一种幻想，事实上：

“在三十多年所发生的经济奇迹里，革命并没有消失，只是脱胎换骨以另一种形势出现。或者说，我们的经济奇迹里，既有大跃进式的革命运动，也有文革式的革命暴力。”

他又写道，“看看我们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片的旧房在很短的时间里被拆除，摩天大楼又在很短的时间里拔地而起。” “带血的GDP”已经成为在中国的网络上热议的名词，它指的是在政府大力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付出了很高的生命代价。余华没有使用这个新名词，但他的措辞同样犀利。比如，他写到了“文革式的革命暴力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普通人又一次遭受了以“形而上”的名义出现的苦难。

如果一部虚构作品能够做到时而歇斯底里的滑稽，时而引起深深感动和不安，已经不可多得，而在纪实性文学中这些特质更是千载难逢。《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正是这样与众不同的一部。

杰夫瑞•瓦瑟斯壮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历史学教授和《洛杉矶书评》的亚洲编辑。他最新的作品是《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2010）,他也刚刚与人合作完成编辑《中国特征：快速变化的国家中快速变化的生活》，明年将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经常为《赫芬顿邮报》撰稿，同时也是“中国节拍”网站的共同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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